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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和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制作標準

2020-04-23 13:48 發(fā)布

幕后 | 拍攝技巧

這是一個真人秀的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的電視頻道、流媒體平臺和網站努力迎合觀眾對真實故事的需求,紀錄片的普及度已經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度。


加上好萊塢對傳記片、歷史片、歷史事件和新聞故事改編電影萬年不變的熱愛,我們似乎都已經迷上了這種所謂的“真實”,不管它是被包裝成一部紀錄片,還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而來的戲劇色彩稍微濃重的改編電影。


真實的美感


觀眾會被這類電影吸引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過去這幾年里,不少電影佳作都是紀錄片或者真實事件改編電影,這些電影本身就富有美感與深度,加上它們的題材真實性,更為影片增添了一層內涵與歷史意義。

2007年,由亞歷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執(zhí)導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開往暗處的的士》(Taxi to the Dark Side)就向觀眾真實地呈現了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中的虐囚暴行,而且影片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做到了和虛構軍事驚悚片一樣引人入勝。

《開往暗處的的士》

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不僅真實還原了《波士頓環(huán)球報》調查天主教會性侵兒童事件的真實故事,在為影片做研究時,聯合編劇湯姆·麥卡錫和喬?!ば粮襁€發(fā)現了《波士頓環(huán)球報》在九十年代報道這起事件時的一個重大疏忽。

《聚焦》

記錄片和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制作標準


大部分情況下,紀錄片和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制作都應該遵循我們對其他類型電影提出的標準:故事必須引人入勝、連貫通順,構圖和攝影要講究,聲音設計應該清晰明了,能烘托影片要傳遞的情感,及其營造的氣氛。

但是紀實電影和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是一個專門的電影類型。這類電影和虛構電影還是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對這類電影的分析也要采取不一樣的角度。

和純粹的虛構電影不一樣,一部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拍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影片內容是否達到了它們所宣傳的真實性,是否能讓觀眾感到其公正、準確,是否還原了真實事件,而不是進行過多的藝術加工。如果觀眾發(fā)現電影制作者省略了某些關鍵事件,或者對某個角色的描繪不夠公正或者準確,我們就會感到失望,甚至憤怒。如果這些疑慮在觀影過程中頻頻出現,那么觀眾會對影片從頭至尾抱持懷疑態(tài)度。

如果這些問題是在一部紀錄片中出現,那就更讓人惱火了?!凹o錄片”(documentary)這個詞源于拉丁詞語“docere”,意思是“教育”。有一定年紀的讀者應該還記得在五六十年代看過的各種“教育片”。這些教育片通常是在學校和公共電視臺播放,大部分內容枯燥乏味,旁白聽得人哈欠連天,畫面中都是各種無趣的真實影像資料,偶爾還會跳出一個形象邋遢的教授或者自稱專家的角色,向銀幕外的觀眾普及與這個話題有關的知識。

在那個年代之后,紀錄片作為一種電影拍攝類型,已經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無論是在形式、內容還是受歡迎程度上,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我們現在能看到不同題材的海量紀實電影,在任何時間,你都可以在電影院、電視或者視頻網站上看到關于美食、音樂、體育、政治、歷史、藝術的紀錄片,觀賞到最特別、最鮮活、最迷人的人物形象。

下面將列出各個題材下的佳作,如果你想拍一部優(yōu)秀的紀錄片,不妨借鑒他們的長處。


其中一些紀錄片會選擇相對傳統(tǒng)的形式(比如伯恩斯和吉布尼的作品,他們的題材通常都比較深奧復雜,而且對觀眾的知識水平要求比較高:使用影像資料、采訪錄像,再加上一些抓眼球的圖表或者插圖,配上情緒激昂的音樂,引導觀眾看清錯綜復雜的問題背后的真相。


但有些導演也會采取更加簡單樸素的手法,拋棄音樂、旁白以及剪輯技巧,讓觀眾“像墻上的蒼蠅”一樣,從最自然、最客觀的視角去看一個故事。

美索斯兄弟和同時代的D.A.彭尼貝克(D.a. Pennebaker)、理查德·利科克(Richard Leacock)、羅伯特·德魯(Robert Drew)都是這類風格的先驅人物;而像講述紐約前國會議員安東尼·韋納(Anthony Weiner)的紀錄片《韋納》(Weiner),講述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故事的《販毒之地》(Cartel Land),則是近年比較典型的例子。

《販毒之地》

“編劇”還是“剪輯”?


不管一部紀錄片是精心構建的政策教學片,還是充滿私密情感的人物生涯描寫,觀眾都應該牢記:他們看見的東西都經過了電影制作者的加工,帶有一定的導向性—你不能責怪制作者“別有用心”,他們只是想要創(chuàng)作一個引人入勝、打動人心的故事。

雖然真實電影(verite film)粗糲的制作水準和簡單樸實的剪輯常常給人一種“天然去雕飾”的感覺,但實際上,這些電影和《前線》(Frontline)、《美國大師》(American Masters)等高投入、大制作的紀錄片一樣,都經過了精心的構思和制作。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導演都要決定該拍什么、不拍什么、剪輯過程中哪些內容該保留、哪些該刪除,當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針對影片的拍攝對象展開構思。

紀錄片的“編劇”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編劇”不一樣:通常情況下,導演在對某個故事或者對象展開調查時,并不知道會得到什么樣的素材,甚至不知道會得到怎樣的結果。但大部分紀錄片導演在拍攝紀錄片時,心里至少會有一個大致的輪廓,比如最終成片大概會是什么樣子,要講述什么內容;但是歸根結底還得看實際情況,比如拍攝條件是否惡劣,受訪者是否愿意合作,有時你甚至會碰上故事突然反轉,或者其他無法預見的事件展開。除了這些,加上紀錄片通常會涉及各種截然不同的視覺元素,包括實地拍攝、真人訪談、圖表、真實影像資料,因此剪輯在這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紀錄片的“編劇”過程更多是在后期制作階段進行,而不是像主流好萊塢電影那樣在正式拍攝前就完成。


肯.伯恩斯曾說:“我在收集資料的同時拍攝采訪,劇本會一直根據拍攝中的新發(fā)現不斷修改。我們想去引導采訪者,而不是讓他們按劇本敘述。我們不想讓他們按照我們的心理預期去表述,而是需要他們表達自己。在剪輯過程中我們會不斷有新的發(fā)現,我們的劇本也會數次進行修改。而且我們確定會有新的發(fā)現?!?/span>

在剪輯階段的影像素材的取舍問題,就進一步引出了相關的道德問題。比如制作者是如何獲得準入資格?拍攝的動機何在?影片的事實透明度如何?制作者使用情景再現配合真實影像資料,是為了讓電影更流暢、更吸引人嗎?使用現成的影像資料是因為更符合影片需要嗎?拍攝過程中,他們會給拍攝對象好處嗎?或者他們的拍攝對象會給他們好處嗎?如果他們獲得了特別準入資格,他們是如何做到的?他們達成了什么樣的協議?事實上,拍攝對象會頻繁找電影人來講述他們的故事,或者直接要求他們拍以自己為主題的紀錄片,有時他們自己就擔任了“制片人”的角色。但是通常情況下,觀眾都無法知道拍攝對象對最終影片的內容有多少批準或者控制的權力。

在紀實類電影導演可能面對的問題當中,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他們可以選擇在片中或者字幕部分回答這些問題,也可以在私人場合或者當著媒體的面回答這些問題。

紀錄片影迷在看這類型的電影時往往會陷入一種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他們沉醉在銀幕上的故事中,另一方面他們又好奇導演是怎么做到的,這種矛盾心態(tài)有時會帶來驚奇,有時也會帶來不安。

但當觀眾冷靜看待導演和拍攝對象之間的關系時,才能學會辨別一部電影之所以能成功,究竟靠的是它的內容(有魅力的人物、有啟發(fā)性的故事、絕美的自然風景),還是憑借它高超的構思、拍攝和剪輯水平。


近年來,不少紀錄片都將形式、內容、透明度完美結合在一起,將這類型的電影制作水平提升到一個非同一般的藝術高度。像薩拉·波利(Sarah Polley)的《我們講述的故事》(Stories We Tell)、喬舒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彭尼·萊恩的(Penny Lane)的《癲狂!》(Nuts!)、基思·梅特蘭(Keith Maitland)的《校塔槍擊案》(Tower),借助虛構元素、情景再現、網站數據、動畫等方式,既將觀眾吸引到他們的故事當中,也凸顯了導演自己富有感染力的藝術手法。

《我們講述的故事》

內幕曝光、藝術授權、批判性距離,這些也是和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息息相關的問題。在這個屬于谷歌和維基百科的時代,每個人都有查證事實的能力,因此這類電影面臨的挑戰(zhàn)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嚴峻。1991年奧利弗·斯通的《刺殺肯尼迪》上映后,引發(fā)了歷史學界的一片聲討。歷史學家抨擊奧利弗·斯通對肯尼迪遇刺案的描述極不負責任,而且嚴重歪曲了林登·約翰遜這個人物。


這些年來,《獵殺本·拉登》《塞爾瑪》《林肯》等電影也被批評扭曲史實。批評者認為這些電影之所以這么做,要么是為了表達政治觀點,要么只是為敘事服務。這些“不符合事實”的電影——都有規(guī)模宏大、現實主義手法以及普及性高的特點,在創(chuàng)作者將事實與虛構融合在一起時,上述這些特點也越發(fā)明顯,最后出來的成果遠比同類題材的小說、歌劇或者戲劇更有說服力(當然也可能更有問題)。

如何評價這些被加工的歷史?因為電影有著廣泛的觀眾群,所以這些電影故事很容易變成公眾眼中的史實。

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是斯皮爾伯格的《林肯》以及同樣改編自真實事件的《慕尼黑》的編劇,他說:“你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件事情真的發(fā)生過嗎?’如果發(fā)生了,那它就有歷史根據。第二個問題是‘當時的情況確實是這樣的嗎?’如果答案是‘就我們所知是這樣’,那這就是歷史;如果答案是‘這事確實發(fā)生過,但當時的情況和電影有出入’,那這就是歷史演義。所謂歷史演義,就是你在事實允許的范圍內,在已經發(fā)生的真實事件的背景下編故事。”

《林肯》

換句話說,作為觀眾,與其在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中期待媲美新聞的準確性,不如好好感受片中的角色與事件傳達的情感,就好像我們從莎士比亞筆下以古羅馬或者十五世紀英格蘭為背景的歷史戲劇中所得到的那樣。

借用小說家凱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的一句話:藝術不是事實,但藝術能傳遞事實。不管我們看的是一部紀錄片,或者是經過精心調查、研究的傳記片,還是對歷史的瘋狂演繹,觀眾都應該思考我們究竟能從中獲得什么,同時牢記這些電影反映的并不是絕對的事實,它們只是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講故事的人不一樣,講出來的故事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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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幕后學院 來源/導演幫(ID:daoyanbangwx)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ZityvbCwIQ9cKcnw36If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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