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被認為是2019年最好的法國電影。它不僅涉及《小丑》《寄生蟲》等熱門影片中關于階層分化帶來的社會分裂與敵對——這一世界范圍內的焦點問題，更包羅了當下西方社會關于民族融合、移民問題、暴力與正義、民主與強權、資本與剝削等等幾乎所有敏感的政治議題。被認為是法國電影中很長時間里沒有出現過的政治訴求如此強烈與明確的電影。

電影《悲慘世界》

作為導演拉吉·利的長片處女作，《悲慘世界》不僅有著沖擊現實社會的勇氣，電影風格上更是令人精心地有著把握復雜社會形態(tài)的沉著。影片很好地平衡了紀實性與沉浸感，突發(fā)的暴力與持續(xù)的焦灼，復雜的場面調度和不加導向的個體關懷，為它贏得了一致的好評。讓《悲慘世界》在去年擊敗了塔倫蒂諾、阿莫多瓦、洛奇和多蘭等人的作品，獲得了戛納評審團大獎，今年又代表法國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同時還奪取了凱撒獎三項大獎11項提名成為最大贏家。

導演拉吉·利

拉吉·利出生于巴黎，1980年來到因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而聞名的巴黎郊區(qū)蒙特弗梅爾(Montfermeil)，并且他還是第一個搬進臭名昭著的萊斯·博斯克茨街區(qū)（Les Bosquets）的法國馬里人。正是在萊斯·博斯克茨，17歲的少年拉吉·利為制作電影的熱情激發(fā)，并且從此視這個在全法都占有特殊地位的街區(qū)為自己的電影工作室。不管是20多年前的短片創(chuàng)作，還是今后幾部長片的電影計劃他都有意取材于此。在這個大多數媒體都不敢?guī)е鄼C進入的地方，拉吉·利卻將攝影機當做這個“不可見空間”的延伸，而《悲慘世界》就是拉吉·利的郊區(qū)電影流派（genre des films de banlieue）的第一部長片作品。

法語的“郊區(qū)”（banlieue）與英語的“郊區(qū)”（suburb）語義相距甚遠。suburb意味著草木覆蓋的居住地，這其中有著浪漫主義的自然崇拜。愛德華·索亞考察banlieue的詞源，卻認為banlieue源于“禁令”（bann）的古義，本義實為“禁閉之所”（bannedplace），只為告誡后來者關于城市文明的規(guī)范和城市文化的邊界。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而“巴黎郊區(qū)”早已成為法國的特殊詞匯，意味著被隔離出去的罪惡、貧窮與非法暴力，是來自于法國的歷史與現實的一塊難以療治的病灶。就像呂克·貝松的《暴力街區(qū)》里被大都市隔絕的法外之徒的罪惡空間一樣，不入主流社會之眼。這里聚集著法蘭西文化之外的大量移民、失業(yè)者、猶太人和伊斯蘭宗教信仰者等等。上流社會對待它的態(tài)度，在2004版的《暴力街區(qū)》里直接表述為意圖利用一場陰謀，將這一社會腫瘤進行物理切除般直接炸毀。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拉吉·利在每一場影片推廣中，都會提到2005年那場著名的巴黎騷亂，說這一地區(qū)自2005年以來，種種問題并沒有真正改變。影片更是借著雨果的小說，讓影片里的新人警察史蒂芬道出：過了一個世紀，苦難仍在這片土地上。也就是說巴黎郊區(qū)問題不僅是當代的、后殖民社會的，更來自于19世紀法國城市化高速發(fā)展的奧斯曼時期，是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權力進行空間改造過程中，一個處于中心/邊緣系統(tǒng)中的層級化的政治空間，亨利·列斐伏爾稱其為資本剝削過程中的空間邏輯。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悲慘世界》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向我們展示這個街區(qū)。一方面通過黑人男孩巴茲的無人機視角，高空俯視著這個極少綠地的居住空間：千篇一律、高度密集、年久失修的龐大公寓樓，以及隨處可見垃圾傾倒地，到處游蕩著三五成群的無業(yè)者和麻煩不斷的郊區(qū)少年。還通過第一天巡視的警察史蒂芬，讓觀眾以旁觀之眼，近距離見識著這些滿嘴臟話、無比憤怒的人群。史蒂芬加入了當地司法的一個反犯罪小組，在另兩個老隊員克里斯和瓦達不以為然的介紹里，這里不僅每個人都有著一段罪惡的過去，盡管他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但這里將是他們糟糕人生的最后落腳點，其它別無可去。

《悲慘世界》以吉普賽人馬戲團丟失了一只幼獅為線索，清晰地表述了復雜的社會生態(tài)中，這一街區(qū)的權力結構是怎樣運行的。反犯罪的三人小組開著一輛灰色的標致在這里穿針引線，24小時內找到幼獅不是他們真正的行動目的，也沒有真的構成影片的敘事動機，平衡各個勢力之間的關系，壓制并打擊這個郊區(qū)空間危機四伏的暴力沖動，才是朗西埃口中的警治社會的終極目標，也即以暴治暴。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法國的治安體制中，反犯罪機動警察大隊（BAC）不同于負責城市治安的一般警察，他們主要針對大城市中高犯罪率和有恐怖威脅的地區(qū)，機動性與目標性更強，配置也不一樣。換句話說，他們在暴力沖突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所以雖然身處全法治安最差的地區(qū)，但克里斯和瓦達面對新加入的警員，內心充滿了優(yōu)越感和戲弄的沖動。他們把史蒂芬的溫和與理性看做是外省鄉(xiāng)巴佬的天真。但是，一天的巡視下來，史蒂芬與這二人的沖突實際上已經發(fā)展為代表法國社會內部三個方向上的意識形態(tài)分裂：看上去占主導的有著種族主義傾向的激烈保守的右派（克里斯）、部分社會精英代表的有著清醒社會批判和理性自覺的左派（史蒂芬），以及占據社會主流的沒有立場的犬儒主義者（瓦達）。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三方組成的臨時的國家權力代表，如何與這個法外之地的地方勢力碰撞、斡旋與交易，才是影片大部分段落里真正的敘事推動所在。這在影片發(fā)展到中段時，變得異常明朗。小賊伊薩和幼獅是否能抓到，突然喪失了敘事動力，因為三人小組在過度執(zhí)法中的暴力傷害被另一個少年巴茲的無人機拍攝到。無人機上的視頻，將隨時引爆這個火藥桶般的地區(qū)，導致的社會動蕩可以比肩2005年的騷亂。

首先出現的是被稱為“土著奧巴馬”的“市長”，既是黑人幫派組織的頭目，也受政府委托管理當地一群小混混。所以克里斯對“市長”在集貿市場上欺行霸市收保護費的行為睜一眼閉一眼。警察與他為代表的勢力是相互警惕的權力協(xié)作關系。警察并沒有通過他們找到偷幼獅的少年伊薩，他們在暴力事件中不推波助瀾已經是最好的了。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然后是當地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薩拉赫，他經營著一家快餐店，主持著當地的清真寺，他是影片中出現的唯一有著正式工作和合法收入的人。他的身邊圍繞著一群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信徒。薩拉赫也被稱為“話事人”，有點像松散的社會形態(tài)中的鄉(xiāng)賢階層，只是他們的社會威信局限性比較大，在資本主導的權力交換的社會空間中有時候非常脆弱。街區(qū)里的乖乖少年巴茲等人是他們爭取和保護的對象。警察與他們的關系最為疏離，因為無可利用。他們最大的弱點就是宗教信仰，因為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被扣上“恐怖主義組織”的帽子，加以清理。

還有就是只談生意的毒販組織頭目“鐵公雞”。這個從不沖動的人，與自以為是的克里斯看上去關系最好，他們是相互利用的交易關系，無論什么糟糕的事情都可以坐下來像朋友一樣交底，因為所有的交易都在道德底線和公眾輿論之外進行。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如果說《悲慘世界》中權力敘事的食物鏈頂層是三人組代表的暴力執(zhí)法者，這三方勢力是它的中介層，那么位于底層的就是所謂的“郊區(qū)青少年”。

雨果的“悲慘世界”里，警察與小偷的關系還沒有那么分裂、分層，沒有在更多的社會關系中重新進行權力分配。到了當下這個后都市主義社會里，警察分身成三類人、警察與小偷間有著更多的權力壓迫者。但是沒有改變的是“悲慘世界”的主角永遠是少年。而真正能代表整個街區(qū)空間的也是壓迫在最下面的移民二代、三代的少年們。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小偷冉阿讓在新世紀里的巴黎郊區(qū)中，由“壞孩子”伊薩與“乖孩子”巴茲組成。他們從不同方向反抗著這個對他們層層施暴的社會空間。三人小組的警察說他們經歷了最糟糕的一天，但是這兩個孩子在這一天中又何嘗不是呢。

影片在最后段落里的暴力反轉和釋放，讓很多人將斯派克·李的《為所應為》與之比較。作為社會問題劇的《為所應為》，其實是一部非寫實的影片。歌舞片式的“社區(qū)電影”加“經典敘事方式”，讓后者的現實批判力度大大削減。至少《為所應為》中游手好閑的黑人們都表現出一種經典敘事影片中的體面，因此他們沒有真的被驅逐在主流社會以外的不可見的空間生產中。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

巴黎郊區(qū)不穩(wěn)定的地理空間，經濟排斥、大眾忽視、文化和政治對立的情況從來沒有停止。這個資本生產的社會空間首要的非正義特征就是“不被看見”。所以遠了有1968年的“五月風暴”，近了有“黃馬甲運動”，他們的訴求非常相像——就是怒火以暴力為出口只為被看見。這既是影片中話事人薩拉赫所堅信的，也是他憂慮的。不過導演拉吉·利卻發(fā)現電影作為最具傳播力度的現代媒介，也許將有助于驅散薩拉赫深深的憂慮。